有次岑佩英晚上起夜還聽見父母說：“佩英長得好，去了廠里要是能被領導看上，以后她弟弟們娶媳婦就不用愁了。”

　　從那天起，岑佩英勵志一定要考上大學，一定要脫離父母，脫離這個家，脫離成為弟弟們賺錢的工具。

　　后來她以優異的成績拿到了大學獎學金，可以免除一部分學費，可父母眼看弟弟們都大了，不愿她再去大學耽誤四年，死活要斷她生活費，那年她和家里吵得不可開交，一氣之下離開了那個她生活了18年的家。

　　整個暑假她是在蘇一燦的媽媽郭春華家度過的，那時岑佩英才知道不是所有父母對待女兒都是如此偏心的。

　　看著郭春華父母每日精心準備的晚餐，將魚子和雞胗都留給女兒，為她購置大學宿舍里需要用到的生活用品，甚至會冒著大雨去書店接她們回家。

　　那一幕幕都深深刺痛了岑佩英，那個暑假，蘇一燦的媽媽陪著岑佩英難過，陪著她憤憤不平，再到最后，岑佩英告訴她，自己一定會出人頭地，以后嫁去很遠的地方，再也不回來了。

　　據郭春華所知，大學四年她真的沒有再回過家，過年的時候郭春華的父母會喊岑佩英來家里，岑佩英每次都會用打工的錢買上一些節禮，還會幫郭春華的媽媽買羊毛衫，但卻一次也沒回去看望過家里人，從某種程度上來講，郭春華覺得岑佩英是狠心的，但她沒有勸過她，因為她了解，不知別人苦，莫勸她人善的道理。

　　那時她們都是小姑娘，也在一起暢想過未來會找什麼樣的男人，出乎意料的是，岑佩英說想找個外國人。

　　郭春華不知道她是怎麼想的，只是九十年代初的鳳溪，整個翻過來都找不到一個外國人，在郭春華看來，岑佩英的想法有些天馬行空。

　　然而讓她大跌眼鏡的是，岑佩英畢業那年真的認識了一些外國人，而后沒多久就和他們說要去美國發展。

　　臨走時，蘇一燦的父母都去機場送別了她，告別的時候，岑佩英擁抱了郭春華，在她耳邊說：“我爸媽知道我要出國了，讓我回去一趟，我回去了，以為他們是要送送我。”

　　她哽咽了一下說：“結果他們讓我出國后苦了錢記得寄回去，如果我不寄，以后就別回去了，春華，我沒有家了，不走也不行了，出去以后我一定會出人頭地。”

　　轉身前她眼里噙著淚，卻始終沒有讓眼淚掉出眼眶，帶著傲骨和倔強離開了這片祖國大地。

　　第二年蘇一燦媽媽收到了岑佩英的信，信中岑佩英告訴她，她結婚了，丈夫是個美國律師，工作穩定，他們的婚禮是在教堂舉行的，她搬進了丈夫的大房子，房子前有很寬的草坪，他們還養了只大狗，叫Quella。

　　九十年初期，香港澳門還沒回歸，很多人家里連電話機都沒有，蘇一燦父母每月的工資只有兩百多，還住在單位分配的平房宿舍里，總共也就十幾平，他們讀著岑佩英的信，感慨生活水平的差距，那時蘇一燦的媽媽已經懷了她，她給岑佩英回信將這個喜訊分享給了她。

　　她們約定如果以后生的小孩性別不同的話，就定個娃娃親，起初幾年蘇一燦的媽媽還會問問她肚子有沒有動靜，可三四年過去了，岑佩英始終沒有懷上，她們之間便沒再提過娃娃親這個玩笑話。

　　只知道后來岑佩英在那里完成了碩士學業，考取了執照，成為了一名牙醫，收入還不錯，不久也取得了綠卡，如她走時所說，她在那個異國他鄉終于出人頭地，有了立足之本。

　　蘇一燦一家搬去了爸爸新分的房子，家里變得寬敞了，裝上了電話機，黑白電視，還有單門冰箱，郭春華將家里的電話號碼寫信告訴了岑佩英，只是她一直沒有給他們來過電話。

　　澳門回歸的第二年，他們有一天意外接到了岑佩英從大洋彼岸打來的電話，她激動地說今天去唐人街見朋友，從電視上看見轉播的《七子之歌》，港式奶茶店里很多華裔都在哼唱，她丈夫奇怪地看著她掉眼淚，她笑說他們老外不懂，那是她去美國的第八個年頭，她說她懷孕了，是個男孩，小家伙身體里有中國人的血，如果以后有機會，希望帶他回國看看。

　　蘇一燦父母得知這個消息都替她開心，在那以后聽說她的美國丈夫辭去了工作，自己創辦了公司，再之后的一天，他們收到了兩套Baby Dior的小裙子還有一枚昂貴的寶石戒指，這是郭春華寄給蘇一燦的十歲生日禮物。

　　在那個年代，整個寧市都沒有Dior專柜，精美的包裝盒和那枚價值不菲的戒指承載著岑佩英當年對郭春華一家的感激。

　　再后來的十幾年里，中國飛速發展，蘇一燦家買了車，換了液晶彩電，再后來搬去市區住上寬敞的電梯房，可是和岑佩英卻漸漸斷了聯系，縱使這樣，他們始終相信岑佩英在國外一定也有美滿的生活，她的人生會以另一種燦爛的模式開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