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臘月，從合肥開往深圳的綠皮火車上，人擠人，連過道裡都鋪滿了報紙和蛇皮袋。 我叫沈川，二十四歲，兜裡揣著全家湊的四百塊錢，手裡攥著一張硬臥票。 這張票是我爹託人找了三層關係才弄來的，臨走前他反覆叮囑我：“到了深圳，別跟人犟，能忍就忍。” 我擠過人群，找到了自己的鋪位。 剛把蛇皮袋往上鋪一甩，就聽見旁邊傳來一陣爭吵。 “你這票是硬座的，怎麼跑臥鋪來了？” 列車員叉著腰，指著一個挺著大肚子的女人。 那女人臉色煞白，一隻手扶著鋪位邊沿，一隻手護著肚子。 “同志，我買的時候售票員說是臥鋪……” “說什麼都沒用，你看看你的票！” 列車員把票往她面前一亮。 女人接過來一看，嘴唇抖了抖，沒說出話。 旁邊幾個人探頭看了一眼，又縮回去了。 女人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棉襖，肚子高高隆起，看樣子至少七八個月了。 “你趕緊回硬座車廂去，別耽誤人家休息。” 列車員催促道。 女人咬著嘴唇，彎腰去拎地上的行李。 那個動作讓我心裡一揪。 我娘懷我弟弟的時候，也是這麼大的肚子，在地裡幹活暈倒過兩回。 “等一下。” 我開口了。 列車員回頭看我。 “我跟她換，我去硬座。”